本文发表于2007年，作者为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尹连根与《南都周刊》首席编辑王海燕。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
由于原文较长，为便于阅读，本网对原文的标题与内容，进行了删改，仅选取了其中两个章节内容进行刊发。
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即使每个环节都很顺利，也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这一漫长的升迁链条固然适用于主报，但也同样适用于子报。如果将主报和子报之间的科层关系画出一张报业集团结构图，读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怎样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了。
如果说，副主任及其以下职位比拼的尚是业务能力的话，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则更多的是排队情况如何，也就是，你跟哪个领导站在一条线上，排在一个队列。所谓排队，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实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则是听话，言听计从。具体到采编过程中，就是热烈拥护领导设定的某采编方案和思路，出点子予以优化，忠实地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执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领导爱看的，说领导爱听的，多向领导汇报想法、思路，并时时请教。美国社会学者Herbert Gans曾在他的名著《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报社的编辑记者都不怎么重视什么读者调查。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传媒来看，也基本是正确的。其实，在新闻编辑室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既不是课堂上学的什么新闻价值，也不是什么读者调查，而是领导的好恶。一位接受访谈的媒体人说：什么是新闻？领导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新闻，就是新闻。再次是爱憎分明，尽可能地突出领导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领导的出场露脸机会。在一个矛盾丛生、派别林立的媒体机构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队，就必须将排队进行到底；否则可能的结局是谁的队也不要你。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化小王国里，普通编辑记者基本上既无尊严也无自由，副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尊严，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自由，社委级别则基本能随心所欲。换言之，若当不了副主任，你将基本失去尊严；当不了主任，你将基本失去自由；当不了社委，你将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报业集团当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有关。现阶段，报业集团的社委级领导归口于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选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领导归社委一级管理层选拔任命。具体到报业集团内部，子报同样沿用这种干部选任制，那就是，社委决定谁可以当官，谁不能当官。这种选任制使得领导层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上不对下的晋升氛围。尽管目前多数报社都实行若干年一次的竞争上岗，但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王国里，每个级别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只在自己所属的级别圈子里活动和交往，分明的区隔线无形地存在着。“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感，在几乎所有的层级里不但明显而且浓厚。一个人升到社委级别之后，似乎一夜之间便从普通编辑记者乃至副主任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在日常聚会场所吃饭，觥筹交错的被求场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场所出没，出入有指定司机驾驶的专车；不再在普通小区露脸，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终奖外加各类不期然而至的现金，使他们的房产升级步伐加快。在度过半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们逐渐从编辑部的公众视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办的工作外，普通编辑记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种奢望，乃至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领导者就是这样在保持着神秘感的同时保持着赫然的区隔。
这种区隔除了上述的升迁者个人的刻意之外，在整个组织内部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刻意保持着。首先是办公资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级别的办公室一般为两个普通间大，配备气派的总经理类型的办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组合沙发、专用空调、一排书柜、饮水机等。社委级别以下人员的办公室都是整幢大楼共用的中央空调。主任级别的办公室则为一个普通间，配备普通办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个日用储物柜。副主任级别的，一般是一个普通间放两张电脑工作台，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普通编辑记者则通常是一个大办公室，隔成若干电脑工作台。所以，走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要观察一下房间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团内地位之高低了。办公资源的另一区隔方式是发放的报纸种类。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普通编辑记者只发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农村报》；副主任级别的，除上述报纸外，加发《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主任级别的比副主任多发《广州日报》和《新快报》；社委级别的比主任级别的又多了《新京报》、《信息时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参考消息》。
其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资格规限。报社里经常有各类会议，一般在发通知召集会议时都会规定参会人员的具体级别，比如，正科以上人员参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社委级别参加等。尽管其中多数为普通的日常会议，会议的内容在会后都要求各部门务必传达，但仍然会在参会资格上做出明确区隔，以刻意强化等级意识。
再次是出差规格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各报的区隔相差无几。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级别的，出差可按需选择交通工具；而部门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体人原则上只能选择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时每日的住宿费标准也存在强烈的区隔功能。一般来说，普通记者编辑的出差住宿标准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级为600元左右，巨头级的在700元左右。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阶梯上，每上一个层级，都意味着手中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政治上，越往上升迁，越拥有对稿件和版面的话语权，越具有刊发关系稿和阻止刊发不利关系稿的权威和能力。经济上，越往上升迁，首先表现为工资构成的各子项，即职务津贴、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和年终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资源，诸如公车、对外接待费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层级高了，便出入车骥，乃至前呼后拥。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皇帝”，哪个常人不会认为当皇帝的感觉挺好？
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本文借用“变现”这一经济术语，意指媒体人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从业资本积蓄到一定阶段和层次后，一次性地“变卖”成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的政治收益或经济收益。可以说，“变现”是当前中国媒体人比较热衷的一条价值实现通道。概言之，媒体人的“变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即政界“变现”、子报“变现”、跑线“变现”和他媒体“变现”。
首先是政界“变现”。由于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而政治在中国社会里拥有对公共资源的强大掌控力和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强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对中国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利益诱惑，历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可算例证之一。而新闻业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媒体人的“变现”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不过，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槛并不低，而那些政坛高位的门槛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变现”政界虽然是一些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但真正完成此等“变现”的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