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榕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夏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系主任
我国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长久以来受到政府和媒体的重视。监督公共危机事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政府执政合法性都有直接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激增，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监督功能却越来越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预。
媒体监督困境的表现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媒体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工具，一级媒体附属于一级政府，还分享一级政府的权力”。①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困境表现为：媒体在监督政府的同时，由于本身附属于政府，使媒体监督功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实现，即一种有限的监督，这种“有限”表现为两种监督方式：
第一种监督方式是跨层级监督。同级媒体难以监督同级政府，而由上级媒体代表上一级的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跨层级监督。我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
第二种监督方式是异地监督，指地方媒体跨地域进行监督。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媒体要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因此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报道，甚至会出现本地媒体完全失声的情况。异地媒体由于不受危机事件发生地政府的管辖，因此在报道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出现了异地监督的现象。
除了体现监督困境的以上两种监督方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形式还有一种，那就是本地（危机事件发生地）媒体监督本地政府的本地监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并不是说本地媒体就一定不能监督本地政府，只是媒体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由本地的媒体对本地政府进行监督，能够体现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进步，以及在媒体监督问题上更加开放的态度。
媒体的监督者角色分析
本部分试图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2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首发媒体，分析中央媒体、异地媒体、本地媒体首发危机新闻的比例，结合危机事件本身的特点，勾勒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监督者角色的现状。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媒体是公共危机事件中实现媒体监督功能的主体。中央媒体首发危机新闻，实现对地方政府监督功能的同时，实际上政府也通过中央媒体实现了一种信息管理，即运用通稿的形式给危机事件定性，引导舆论。
2.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难以管控的网络热点事件的监督。分析本地媒体首发的11件公共危机事件，笔者发现其中有8件为网络热点事件。这些网络热点事件绵延时间长，不具有瞬间爆发性，政府难以在本地媒体首发前捕捉危机的蛛丝马迹。本地媒体对这些事件的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监督的放松，而实际上是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难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管理。
3.异地监督式微，难以作为有效的监督形式。2008年到2012年的5件由异地媒体首发的危机事件中，有4条是网络热点新闻，能被政府控制的程度较轻。毒奶粉事件是唯一一件不是由网络热点引发的危机，异地媒体在监督时却没有点名监督，承受的压力也很小。《南方都市报》成为我国进行异地监督的主要力量。
媒体监督为何被干预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为什么会干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监督功能的实现呢？
首先，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②我国政府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以及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从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使得自己在经济收益和统治合法性上都不受损失。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某些时候政府部门会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阻碍媒体的监督。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由于其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其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利益在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政府的形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更看重地方的经济利益和官员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信息实行封锁，千方百计阻止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使得媒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地建构出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新的结构关系。政府在多次强调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舆论监督的建设性意义，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地方政府保守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但政府并没有正视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实践中所面临的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政府允许媒体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但同时政府又有管辖媒体的权力。这种矛盾往往使得媒体的监督功能受到政府的干预。
综上所述,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实践中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充满了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和角逐。
注释：
①潘祥辉：《论中国语境下的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系》[J]，《传播与社学学刊》，2011年第5期
②王时中：《现代政府管理通论》[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