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我坐在驶往杭州的火车上，规划起一个案件的突破路径。事后想起来，那是纸媒记者回光返照的年代。那短短两小时的车程中，我针对那位副省级的犯罪嫌疑人，拟定了各种调查方法，期待在一周之内解决这个案子。
新闻这个行当，意味着每天都有deadline。如果你比竞争对手晚一天发布报道，你之前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一周的调查时间，在我看来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当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幸而我此前此后每次出发，都从未失手，往往在艰难调查的六天里都一无所获，却在第七日获得柳暗花明的决定性证据。这让我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自信。说来好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出巡江南的钦差大臣。
为了确保一周内搞定，这个案子实际有三人参与调查，包括我一位驻杭州的同事，一位广州总部领导飞赴杭州。领导出手，非同凡响，几天后，一份检察院的资料到手。加上此前也很顺利的外围采访，这个调查算非常充分。我和同事在闷热的快捷酒店中轮番熬夜，因为有个细节不清晰，同事零点以后还出了趟门。这样，到天亮的时候，一篇数千字的深度报道新鲜出炉。可以说文采斐然，证据翔实，外加揭黑副省级的题材，这必然是一个轰动性的报道。我们倒头睡去，期待着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升华，然后事了拂衣去，奔向下一个故事现场。。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篇报道最终成为若干未刊稿中的一篇，沉睡在编辑部和记者的硬盘中。很快，新的调查题材来临，又一个故事在等待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肯定是郁闷了一下的。但肯定没有郁闷太久，对于我们来说，更精彩的故事一定在后面。那一年我24岁，身揣一包红双喜，象一匹野马蹦跶在天南地北的新闻现场。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他不求建功与立业，还是追寻真相的本能在起作用，就像荷尔蒙之于青春期的少年。
相信南方报业的诸多同仁都有这个感觉。那时候我们天真、热情、不驯服，只做配我们做的大新闻，没有任何忌讳，见佛杀佛，见官灭官。常有人把广州大道289号戏说成延安，也不乏有记者站在广州总部门前热泪盈眶。年轻人的赤诚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学生有得一拼。
当然，为了强调一下逼格，我总是对外说，现在能看的报纸也不多，南方的报纸可以看看。程益中提炼的更精确，“不是我们多牛逼，而是他们太傻逼”。然而，牛逼的人为了比别人牛逼20%，必须付出2倍的代价，甚至更多。总之，我在2003年夏天钦差大臣的感觉，是一种幼稚的幻象，所谓“回光返照”，也为日后一系列事件证明。
时间拨回2013年9月14日，一位前南方某杂志优秀记者，现哈佛访问学者在私信上问我两个问题。1、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尚在一线的调查记者全国不到80人，你怎么看这个数字（以及这两三年的趋势）？2、你自己的感受，从2003年到2008年，即相比于10年前，5年前，现在我们能够报道的议题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新闻有毒
第一个问题，专职的调查记者，是呈下降趋势，就我所知南都和新京报的调查部门，编制都招不齐。第二个问题，相信大多数同仁都有感受，即可报道的议题越来越少。比如公民社会，再比如涉案官员的层级。但是在十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2003年，《21世纪环球报道》正朝气蓬勃，那时候要直接派记者去战地伊拉克。这倒霉报纸被停刊之后，又有上海东方早报的创立，以及后来新京报的创建。二者都掺杂了南方报业的基因，而该集团向有中国报业黄埔军校之称，故有南报北伐之说。
北伐的说法很形象，那是新青年对旧势力摧枯拉朽式的革命。两份报纸很快在京沪站稳脚跟，成为新市民社会的一时之选，并成就了一大批记者。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包括东方早报的简光洲，以及新京报的罗昌平。
南方风格的新闻作风，也确实鼓舞了一大批年轻人。一切赏罚以稿件为准，唯业务至上，不看资历，不问出身。大家愿意为业务拍桌子红脸，写了一个烂稿子则会无比羞愧，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稿件不能突破而焦虑，每个人也都视熬夜写稿为常态。当东方既白之时，印刷在报纸上的铅字是对自己最大的犒赏。一个不那么笨，也足够勤奋的人，在一个不讲究资历，只谈论业务的氛围中，很快就可以树立起自己的标杆。然后是一系列的代表作，以及业界的声誉。
青年们在想什么呢？每个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难道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闻理想”，抑或是一点薄名？似乎，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为弱者代言？爱心、正义、良知？那仍然是浅层的道德诉求。
其实鸡血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当时认为，新闻就应该那样做，那样才是新闻。新闻就是应该采访、直话直说，用新闻专业主义，表达独家的事实和独到的观点。换句话说，也只有南方报业当时有那么一点环境，可以让人在中国把新闻做的象新闻一些。
当你能够深入到一个事件中，第一个了解到事实，当你能体验到人物的内心百态，这样的收获，是其他职业无法带来的。更不用说，你的工作影响了千万人的意识。而工作状态也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是充满诱惑的。于是2003年的某个晚上，我和当时的同事姚峰在床上回放当日的采访经历时，这家伙突然来了一句，“妈的，新闻这行业不能久做，新闻有毒”。
当新闻业回归本来面目时，这行确实和毒品一样，容易让人上瘾。数年之后，我和同事一起做了上海社保案，做的时候也是摧枯拉朽，一路领先，感觉这辈子也做不了比这个更大的新闻了。事后才知报社和集团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只是没有让我们知晓。后来有一天在北京遇到刘洲伟，老刘说，你们那时候做的过瘾吧，我们天天在北京给你们看风向呢。
“过瘾”，这两个字精确描述了当年的状态。老刘是过来人，明白人。领导和员工之间有这点默契，现在想来也真是我辈之幸。不过，打鸡血并非长久之计，纵欲过度的结果自然是阳痿不举。何况这样的环境并不长久，我们那时候天真的相信，会更开放，会更开明，而事实是，舆论环境越来越复杂。到今天，就越发悲观了。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本文提到的几位：简光洲，现下海经商；姚峰，某上市公司副总；刘洲伟，执掌某文化产业基金。
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的退出，都有种种因素交织，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与调查空间的逼仄有直接关系。唯一还在新闻一线的，也就罗昌平一人，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这是极为难得的，《打铁记》系列也有一点争议，但在我看来，调查记者想继续反腐，则必须拓展新的空间并利用新的工具，这又说来话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