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号辰光依旧
那还是十多年前在天津塘沽的洋货市场暗访钢珠枪贩子的时候，在市场里转悠的我被一支笔吸引住了，因为那个笔前面的小纸牌上写了几个字“摄像笔”。
那是一款圆珠笔，笔身比较粗，通体黑色，在笔帽处有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孔，里面是一个微型摄像机的镜头。
贩子看我来了兴趣，就拿着笔给我讲解，摄像头在哪里、麦克在哪里、可以录制多长时间等。
贩子讲解完了，就把笔身上下一拔，中间的位置居然是一个USB的接口，直接插在旁边的电脑上，然后屏幕里就出现了我像傻逼一样仔细听贩子讲解的画面，同期声也颇为的清晰。
“多少钱一支？”
“600一支。”
“买了！”
后来都回到北京了我才发现，我居然忘记跟贩子讲价了。
按照贩子给留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贩子笑嘻嘻的说：“大哥，您是爽快人，再在我这里买东西，您先让别人问价，然后您找我，一律五折！”
后来，那个贩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了我在洋货市场的线人。
摄像笔买回来了，总得实战一下啊，正巧当时有一天陪一个老家来的领导和家人逛雍和宫。
那个领导对算命颇为信奉，雍和宫里烧香磕头完了，就在街对面那些算命的卦馆里游荡开了。
开始我还陪同，后来发现那个领导有些害羞，想必问得是前程，于是我告假离开，信步在其他卦馆里转悠。
刚转到隔壁家的卦馆门口，我就被卦馆的招牌给唬住了：基因算命！
卦馆里一个大师很是高深，称所有人的荣华富贵都不是天注定的，而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每个人一出生，其基因里就蕴含了一生的信息。
见我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师接着就开始喷染色体了、36对基因了，让我恍惚感觉自己坐在了中科院生命工程所里。
好在，我在被彻底忽悠瘸之前，没有忘记及时的打开了摄像笔，于是就记录下了大师的各种忽悠。
次日，我的报道见报， 那个大师被有关部门处理，相信那个大师在被处理的时候还在奇怪：怎么就被人拍下来了呢？没见到相机啊……
报道后来被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阅评组评为好稿点名表扬，溢美之词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报社挺高兴的，因为我们报社一般来说受到阅评组的批评多，表扬可是不容易。
就在那个报道得到表扬后的周五记者会前，和总编辑王林坐在报社后面的咖啡厅里聊天。
王林问我是怎么把那个大师拍摄下来的？
我指着衣服口袋上的摄像笔告诉他：就是这个拍摄的，并且也正在拍你。
王林把摄像笔拿在手里研究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来说：去财务部领一万块钱，采购!给报社所有记者配发！
我的第二款暗访器材是一个汽车遥控器式的偷拍机，跟普通汽车遥控器没有丝毫却别，只是多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孔。
那时很多人都习惯把汽车遥控器挂在腰上，或者式拿在手上，一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车开的样子。
说到这里插个小插曲，一次出差后坐火车回到北京，车到北京站后，有人上来接我对面铺位的一个老人。
上来了四五个男女，走在前面的一个姐妹拿着一个汽车遥控器，恨不得举在脑袋顶上那样的拿着。
那个姐妹一上车就跟老人说：这边不让停车，我们把车停对面中粮大厦的停车场里了……
收拾老人物品、搀扶老人下车，那几个人就在不停的重复着，把车停街对面中粮大厦了。
到车厢门口时，乘务员帮着搀扶了一下老人，然后乘务员对老人说：您穿严实点，到中粮大厦还有一段路程呢！
车上等着下车的乘客哄堂大笑起来。
我那个遥控器的偷拍机是宝马的标志，但是当时我一直开着一辆大众的车，所以每次暗访后，我都先转一圈，趁没人注意才爬上我的大众车。不是怕丢人，是怕被暗访偷拍的观察到我的车和遥控器的品牌不一致，穿帮。
遥控器的偷拍机刚刚到手没多久，一个大的暗访线索就来了。
一对西北地区的贫穷夫妻抱着女儿的骨灰盒，在一个号贩子的带领下到我们报社爆料：三岁的女儿得了眼部母细胞瘤，一种发作迅速的恶性肿瘤。西北地区的医疗水平有限，医生告诉他们赶紧去北京同仁医院，这个病虽然凶险，但如果在一个月内给孩子手术摘除眼球，就能活命。
小夫妻带着借来的2000块钱来了北京，在同仁医院排队挂号，但是挂了一个礼拜后他们发现，哪怕自己在挂号窗口站一夜，清早第一个把钱递进窗口，都会被告知：没专家号了！
几乎与此同时，号贩子就像嗜血的苍蝇一样围在小夫妻的身边，把他们需要专家号拿在小夫妻面前晃着：要号吗？
小夫妻要挂的那个专家是一个治疗这方面疾病很有名的专家，他的一个号在挂号窗口挂是一百多，但在号贩子手里是三千。
于是，小夫妻抱着孩子挂不上号，眼看着号贩子每天把各种专家号倒卖给一个个有钱的患者。
不久之后，女儿死在了小夫妻的怀里，于是小夫妻就疯了。
医院里有两伙号贩子，另外一伙号贩子对这伙弄出人命的号贩子看不下去了，就派人带着这对小夫妻到我们报社来爆料。
小夫妻流着眼泪给我讲述着，我的桌子上放着他们女儿的骨灰盒，我们从骨灰盒旁边的一个纸巾盒里抽着纸巾，和小夫妻一起哭，一起擦眼泪，陪着我们一起哭的，还有那个带着他们来的另外一伙的号贩子。
纸巾抽没了，我下了决心：这个活我们接了！
从那天开始，我和我的同事老蒋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带着遥控器偷拍机去同仁医院。
每天凌晨四点多，同仁医院的一个当保安的内鬼会把排队的号码牌带到停车场，交给几十个号贩子，然后这些号贩子会在挂号窗口打开的第一时间去，用号码牌换出当天的专家号，随后再转手卖给需要的患者。一般来说，在挂号费后面加一个零的，几乎是良心号贩子，更多的是加价几十上百倍。
一个月下来，我和老蒋用两部遥控器摄像机拍摄下来了号贩子集团的带头大哥、大嫂、骨干，甚至还给那个当保安的内鬼拍摄了大头照。
同时，我们还拍摄到了多次的交易画面，以及他们在一个餐厅里整理当天号码牌和挂号单的画面。
接着，就是曝光的时间了，于是就有了两个整版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警方的一个领导告诉我，在抓捕时，几乎所有参战干警都是人手多张照片，照片就是我们暗访时偷拍的号贩子头像。
后来，那款遥控器式的偷拍机给我立下过很多的战功。
有当事人爆料：天津的收容教育所给所有被收容人员下达任务，让家人务必每周或半个月前来探视一次。每次探视，都会收取200元的探视费。
那个收容教育所收押了成百上千的因为卖淫嫖娼被收容教育的人，每周的探视日都要收获大量的现金。
多亏了遥控器偷拍机，我们的报道就有了这样的画面。
而另一次，在一个车管所里等待着采访，一名在门口喊着“代办消分、代缴罚款”的车虫突然走进车管所的办公室里，冲着一个正在办公的警察说：帮我查个人，我看他家在哪里住？名下有车吗？
那个警察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打开电脑开始操作警务系统。很快，信息查到了，警察把纸笔递给那个车虫，车虫就趴在警察的桌子上抄写下了所有的信息。
我和同事迅速的开机设备，拍摄下了整个过程，并且递交给了当地的警务督察。
我的第三代暗访器材是眼镜式的偷拍机，镜框里有电池和USB接口，眼镜中间是一个嵌入式的镜头，这个器材的好处就是我看哪里，就在偷拍哪里。以至于，我自己经常会不自觉的出现在画面里。
那次的黑龙江副省级干部饮酒致人死亡报道，就是这款眼镜式的摄像机发挥的作用。
除了可以拍摄视频的机器，我还有一款平时挂在采访包外面的小挂件，那不是偷拍的机器，而是一个监听的器材。
简单的说，那是一款没有铃声并可以自动接通的手机，里面插着一张电话卡，但外观就像一个小挂件一样。
怎么使用呢？例如，有的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是不讲课的，学生业余时间要报老师办的补习班，才能学习到真东西，而每个老师的补习班收费也是不低的。
一次，我对某学校的老师开办补习班的情况进行暗访，暗访结束后我把暗访视频带到了当地教育局给局长看。
采访到中间，我离开去卫生间，故意把采访包放在了局长办公室的沙发上。
离开局长室的时候，我拨打了那个监听器材里的电话卡的号码，于是我的听筒里就传来了局长室里清晰的声音。
我清楚的听到局长在打电话：让你们那些补习班先停一下，有记者在暗访！
我的手机有自动录音的功能，回到局长办公室后，我给局长听了他的录音，那个局长当时的表情您就可以自己想象了。
到现在，我已经更换到第四代的暗访器材，因为正在服役，所以这款器材就不曝光谍照了。
还记得曾有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暗访器材被大量当事人购买并滥用，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最终甚至在刑法里专门增加了“非法使用间谍器材罪”的罪名。
当时警方甚至出台规定，非法持有超过28个偷拍暗访器材的，都会被追究责任。
由于长期从事暗访工作，我当时的器材不少。有一次我的徒儿刚小五看到了我的器材清单，就貌似没长心的问我：师傅，你是要集齐28款，召唤警察吗？
她是开玩笑的，但我听进去了，于是就在一本新闻传播学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探讨了是否应该给新闻媒体使用暗访器材的刑事豁免权。
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居然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甚至为此某部委专门开了会，研究了记者使用这些暗访器材的合法性。总之，只要你不是贩卖，或者公器私用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一般来说他们不会找你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