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刚入圈的“小记者”开始，到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记者，有四个台阶并需要完成三次重大转型：即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型，再从“老手”到“专家型记者”的转型，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舆论领袖”。
做新闻离不开五个基本要素，即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这些全部是针对如何写作而言。如果躬身自问：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恐怕还要加上一个 H（How——怎么样）。对这个问题很少有更从专业化的视角讨论。
我的体会是，成为一个有真正影响力的记者非常不容易。这不是从新闻记者的业务职称意义上的讨论，比如高级记者、记者、助理记者，而是从人力资本及产出率融合加之社会影响力的角度讨论，不同于传统的职称评定，我把这一成长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手（a freshman）——是指那些刚刚大学毕业或开始接触新闻及新闻采访，在此之前对新闻不甚了解或者是了解得很少的人。我们每个记者都从这阶段走过来的。一般情况下这个阶段要有1-5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是老手（a veteran）——是那些老练的和资深的，经验积累丰富的记者们，他们已经具备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熟悉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其报道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曾影响某项决策。这个阶段的记者，无论是新闻采访或者写作技巧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工作在各新闻媒体成为业务骨干。一般真正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从业5-10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是专家型记者（Scholars Press）。“记者”的前缀冠以“专家”使问题变得复杂，“专家”，顾名思义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基本的门槛是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当专家与记者相遇便陡生疑惑：难道让记者们具有政治家的智慧，经济学家的功底，史学家的纵深，文学家的行笔，社会学家的预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要成为所谓“专家型记者”，应该具备这些能力而缺一不可。一般需要15-20 年以上的新闻从业时间的积累。
第四阶段是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又称为意见领袖，是指那些能够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别人行为的人。这个阶段是记者职业生涯的最高的境界，犹如能够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一样非常稀少。
转型是主动求变与求新的过程，既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从一个刚入圈的“小记者”开始到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记者，有四个台阶并需要完成三次重大转型：即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型，再从“老手”到“专家型记者”的转型，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舆论领袖”。
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径选择，能够完陈这一过程的尚未出现，因为这不仅需要超出常人的毅力与坚持之心，要不断地与各种诱惑作痛苦的斗争，还需要有专业知识与把握大局的能力和政治智慧。尽管如此，稍有动摇或者稍不留神就将发生偏差，甚至会掉入我称之为的“老手陷阱”之中，不再有机会成为“专家型记者”，更与“舆论领袖”无缘。
从“新手”到“老手”的第一次转型。“新手”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个时期的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热情，强大的学习动力，只要能够联系上的，那里都敢去，什么人都敢见。新闻写作处于从模仿到创新的完成阶段。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型，基本没有太多的障碍，借用函数对应关系分析的方法，随着自变量时间的变化，因变量(函数)覆盖面积扩大，包括专业知识与采访领域人脉剧增，这些对记者跨越台阶有很大的激励性，所以大多数人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转型。
从“老手”到“专家型记者”的第二次转型。“老手”们经过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不仅熟门熟路也积累了丰富的新闻经验，包括选题、策划、写作。大有站在青藏高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是最容易出现“老手陷阱”（Veteran trap）的阶段。
由于此时的函数曲线覆盖面积表现出增减性不明显的特征，加之从“新手”步入到“老手”之列已经占据高斯分布曲线的右端，人人面临着三个挑战或者新的选择，无论是哪一点发生了偏差，都无法继续转型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一，自满，分心、或者不图进取，表现为研究问题与研究采访的时间少了，用更多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穿梭在人际关系中，热衷于调整生产关系（指人际关系），而不能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指采访与写稿）。此类人不占大多数。
第二、面对如何超越自我登上顶峰，无法找到继续冲顶的路线图，犹如站在高原上出现严重“高原缺氧”的情形，其“缺氧”的实质是首先缺少勇攀高峰的毅力，同时缺乏学习精细化专业知识的动力，陷落在无法再超越的困境中。此时，大多数人选择了“退出”，有一些退出新闻圈还有一些非退出，无论是哪一种，总之都不再继续当记者继续写作。
第三是被“名誉”所困而“光荣转型”，是否正副处级？是否正副局级？是否编辑部主任？是否编委？是否正副总编辑？……等等。结局几乎是一样的，放下手中的笔，开始“君子动口不动笔”，用不要多久便丧失了写作的自信与能力，直到完全不敢触碰。
正是源于上述原因，相当多的人不自觉地走入“老手陷阱”中，一般来讲，很难再跨入“专家型记者”之列。
从“专家型记者”向“舆论领袖”的转型：目前对所谓“专家型记者”的界定比较混乱。如何衡量是否达到“专家型记者”的水准？目前尚没有科学的依据标准。依我个人之见，不是能够引用或者能够使用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视为“专家型记者”。既然非要跨越新闻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们结亲，不妨看看所报道领域的专家们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是否引用了你的文献，而且有据可查（如知网，CNKI.NET），无论是事件或者是观点，被引用文献次数越多越能说明记者的H指数的影响，也说明记者在该领域被专家们的认可程度。
近年学术界引入“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也叫H指数（以发明这一指数的理论物理学家Hirsch的首字母h命名），他依引用其论文的文章的多少，而对h 进行加权。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名研究人员发表了h篇论文，且至少有h篇文章引用该研究人员的论文，则该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为h。若一名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后，引用其论文的文章为零，则其h 也是零。 尽管这是一个粗略的评估方法，但是无法想象一个拥有高h指数的人没做过重要的研究。
虽然记者与专家们还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专家型记者”，至少应该具有超越专家们的新闻敏感继而发表具有“原创性”的观点文章。虽然专家型记者的素质不能以其学术水准衡量，但是不能使用上述领域专家们的工作语言与分析工具、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专家型记者”。这是最起码的底线。
《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二战时期成为惟一获得官方批准，可以了解有关原子弹研制细节的记者，他所撰写的原子弹研制和投掷过程的系列报道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劳伦斯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转化成为大众容易接受的新闻报道，其核物理功底虽然不能与核物理学家媲美，但其完成了“融合性”与“集成式”的创新，所以成为没有争议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型记者”。
如何完成从“专家型记者”向“舆论领袖”的转型？这是一道排在中国记者面前的共同话题。舆论领袖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深刻，他们用其独到的思想与智慧占据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他们不仅是“软实力”的领导人、还具有“亲和力”、“吸引力”与“影响力”。
这类记者目前在世界上能够得到公认是“少之又少”，他们位于高斯曲线分布的极右端，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他们的杰出代表一个是《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另一个是《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博客)。
目前，中国新闻界《人民日报》的“任仲平”以一个集合体的形态出现，可以算是真正的“舆论领袖”，但还尚没有真正公认的个人舆论领袖的出现。达到被视为“舆论领袖”的阶段，可以视为做一名记者最高的追求境界。问题是，如何能够完成第三次的转型？有待中国记者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随着中能够过“软实力”的增强，中国一定会出现影响世界的舆论领袖。
我在记者生涯的哪个阶段？根据“中国引文数据库”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我所撰写的文章被引证114次，下载量为2486次，平均每篇下载量为22次，H 影响力指数为5，标志着已经在“专家型记者”的范畴中。下一步我该如何转型？对此有点像在迷雾中。
2004年当我和先生（胡鞍钢）在华盛顿参加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会议时，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并告诉他说，你是我太太的学习榜样，她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记者。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没有完成这一转型。要像马丁•沃尔夫一样成为“舆论领袖“，我该做些什么？我又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目标？直到现在我仍旧在思考，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进入青藏高原，而是几乎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
1998年我曾参加邮电部在青藏高原腹地唐古拉山山口组织的兰西拉光缆剪彩仪式，那里的海拔是5231米，我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出现“高原缺氧”的症状，看到身边的人们一个个带着氧气罩，甚至倒下去，我感到自己适应“高原缺氧”尚有潜力。但是，这里距离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8844.43米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而且是一段很难、很难的路。能否、何时以及会不会到达顶峰，将取决于众多的因素，但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虽然不知道最终能够走到哪里，我只能继续往前走，不能停歇地走，一直往前走……
【深度突击】